第八十一章 江南田亩状况
第八十一章江南田亩状况
似乎寇深并没有给朱见濬一点优待，他带着张懋，在衙门找一个房间，就开始了工作。
工作内容也是相当简单，但是业务量繁多。
那就是将下面一乡一县的编好的黄册，整理在一起，汇编起来，还要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错漏。
如果会的话，打回去让下面的重做。
朱见濬很快就明白寇深这样做的第一重深意了。
朱见濬的位置看似不重要，却能从整体上观察整个江南地区土地情况的全貌。
首先，江南虽然富庶，但是真正大户人家并非没有，但是都很少，即便有什么大户人家，只要拉出来，就是本朝开国以来，在朝廷上最少做过六部尚书的显赫人物。
当然了，这也不是绝对。
因为很多即便是出过六部尚书家族，也未必成为当地大户。
往前数几十年，也就是太祖年间对打压大户，近乎不遗余力，各种各样的大案之中，还从江南迁移人口，所迁移的都是大户。
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当地田产超过三千亩的大地主都不复存在。
当时百姓之中，也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。
似乎，这就符合了太祖皇帝审美，太祖皇帝将治国当成种庄稼，那些杂草，自然要下手除去，但是对于那些长得太好，冒出头的庄稼，也不是太喜欢的。
太祖皇帝喜欢整整齐齐的麦陇。对于整个大明，也想建设成一个大农村。
只是太祖皇帝在的时候，这些政策还能执行下去，但是太祖皇帝不在了，毕竟农业时代并不是后世财富积累非常快。
很多时候，几千亩的家产，也是好几辈人才能积攒出来的。
再加上太祖皇帝虽然不在了，但是他政治思想还在，大明朝廷很多时候还是执行着太祖皇帝的法度。
这就造成了，除非你家有人当官，还是不小的官，才能有资格兼并土地。
否则很多人几十年经营之下，也不过将家产扩充在几十亩或者几百亩土地，至于更高就不大可能了。
整个江南所有权的结构，大抵就是这样的。
大片自耕农，再加上一些中小地主，和极个别士绅地主。
总体上来说，朱祁镇很多政策也让土地集中兼并的趋势有所放缓，那就是迁移百姓，往东北，夷州等地。
看上去，江南土地结构还算得上基本健康，但是真正与洪武年间相比，却差了不知道多少。
因为洪武年间，几乎都是自耕农。而今大地主都是政治有关联的，而中小地主的却在迅速发展起来。
随着中小地主发展过程之中，有一个不在大明律之中的制度，只是在民间约定成俗的制度，也映入朱见濬的眼帘。
那就是永佃制度。
这一个制度，更是让土地情况更加难以确定，增加了朱见濬不知道多少工作量。
什么是永佃制度，那就是将土地的所有权与土地的使用权分离，地主不再从土地征收分成的租税，而是让佃户每年付固定的田租。
这样一来，地主就免于经营性风险。
毕竟种地遇见年景不好，赔本也是很正常的。如此一来，这个制度将风险转嫁给佃户了。
当然了，佃户并非没有得到好处。
佃户得到的好处就是稳定。
什么稳定？那就是地主不可以夺佃。
也就是说，地主不干预土地经营的任何事物。甚至不能夺回佃户租种的权力。
这就形成了一田二主的模式。
在北方因为田产的问题，这样的模式还没有出现，但是这是在江南，可以说是整个大明农业最发达，精耕细作最为兴旺的地方。
才会将这个制度普遍开来。
这个制度并非始于今日，其实在唐宋之间就已经有了。但是也是在明中叶，才扩散开来，到了晚明，全天下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了。
一直到民国时期。
任何经济行为的扩散就是有利益驱使的。
没有好处的事情，没有人愿意做。
之所以这样在后世被批判的剥削模式，能够扩散全国，却是因为这种生产模式，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。
因为明中叶南方，几十年的太平人口滋生，形成了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，那就是地少人多。
地少人多的情况之下。想要高产，自然不能选择扩大耕种面积，只能选择另外一个模式那就是精耕细作。
但是精耕细作要花费的精力人力物力，是寻常耕种的好几倍。佃户自然不愿意再与地主分成地租。
而很多地主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家，在改换门庭之后，就会不直接主持土地耕种了。
所以如果是分成的田租，对他们这些不经营土地的地主反而是麻烦，特别是很多书香门第来说。
说是耕读人家，但是有几个真的是耕了？
所以，这种定额的地租对他们也是方便。
但是对朝廷来说却未必方便了。
一田二主，但是朝廷黄册之上，却只能有一个名字。有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，想想就知道这上面要多事了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官田的问题。
甚至说官田是最开始用永佃制度的，原因很简单，朝廷文武百官哪里有精力关注土地收成，直接将官田的地租当做一种特殊的税种，加到官田之上，跟着赋税一起上缴衙门就行了。
这也就构成了江南官田重赋的原因。
官田都是好田地，甚至严禁买卖，但是还是有人卖，本来即便是卖，卖的也是永佃权。但是官府很少直接管理官田。
就让官田有了二地主，即他将永佃权卖给农民，从中间又抽了一成。
这也是永佃制度的问题所在。
在明代永佃制度大抵是一田二主，但是到了清代甚至有了一田三主，一田多主。
让地主的生产属性越发淡了，反而金融属性，也就是食利属性也就越发明显了。
这也是本朝为什么要土地改革的原因。
不清理这个阶层。农民的产出就会被一层层的剥削，最后国家收不上来税，农民不堪重负，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就无法改变。
当然，这是永佃制度走到末期的时候。
而今永佃制度正是初生之时，散发着勃勃的生机，特别是大明开国以来，一直鼓励开垦荒地。很多农民都自己开垦荒地，将土地的田底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给地主，自己保佑田皮，也就是土地的耕种权力。
之所以这样做，却是因为很多原因，比如说成本。
开荒是需要成本的，但是真正干活的百姓偏偏什么资本都没有。比如官面上的事情，毕竟有些时候，是不是荒地，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官面上说的人说。
能不能开垦也是要有人出面的。
这个制度，也极大的刺激了开荒。
最少朱见濬虽然感到麻烦之余，对这一个制度并不是多反感的。
就这样朱见濬每日就做不完的事情，即便有张懋等人分担一些，但依旧很忙，一边忙碌一边将江南的大致情况从文书之中看得七七八八了。
寇深自然也不会真将朱见濬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吏员。
在朱见濬埋头苦干一个多月之后，寇深派人去请朱见濬了。
朱见濬自然也是明白这一点，他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的。
寇深见朱见濬的时候，屏退左右，相互行礼，自然是以对待太子的礼节来招呼朱见濬，两人寒暄了几句，寇深看着书桌上已经被朱见濬整理过的文书，轻轻一笑说道：“太子的算术很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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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乎寇深并没有给朱见濬一点优待，他带着张懋，在衙门找一个房间，就开始了工作。
工作内容也是相当简单，但是业务量繁多。
那就是将下面一乡一县的编好的黄册，整理在一起，汇编起来，还要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错漏。
如果会的话，打回去让下面的重做。
朱见濬很快就明白寇深这样做的第一重深意了。
朱见濬的位置看似不重要，却能从整体上观察整个江南地区土地情况的全貌。
首先，江南虽然富庶，但是真正大户人家并非没有，但是都很少，即便有什么大户人家，只要拉出来，就是本朝开国以来，在朝廷上最少做过六部尚书的显赫人物。
当然了，这也不是绝对。
因为很多即便是出过六部尚书家族，也未必成为当地大户。
往前数几十年，也就是太祖年间对打压大户，近乎不遗余力，各种各样的大案之中，还从江南迁移人口，所迁移的都是大户。
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当地田产超过三千亩的大地主都不复存在。
当时百姓之中，也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。
似乎，这就符合了太祖皇帝审美，太祖皇帝将治国当成种庄稼，那些杂草，自然要下手除去，但是对于那些长得太好，冒出头的庄稼，也不是太喜欢的。
太祖皇帝喜欢整整齐齐的麦陇。对于整个大明，也想建设成一个大农村。
只是太祖皇帝在的时候，这些政策还能执行下去，但是太祖皇帝不在了，毕竟农业时代并不是后世财富积累非常快。
很多时候，几千亩的家产，也是好几辈人才能积攒出来的。
再加上太祖皇帝虽然不在了，但是他政治思想还在，大明朝廷很多时候还是执行着太祖皇帝的法度。
这就造成了，除非你家有人当官，还是不小的官，才能有资格兼并土地。
否则很多人几十年经营之下，也不过将家产扩充在几十亩或者几百亩土地，至于更高就不大可能了。
整个江南所有权的结构，大抵就是这样的。
大片自耕农，再加上一些中小地主，和极个别士绅地主。
总体上来说，朱祁镇很多政策也让土地集中兼并的趋势有所放缓，那就是迁移百姓，往东北，夷州等地。
看上去，江南土地结构还算得上基本健康，但是真正与洪武年间相比，却差了不知道多少。
因为洪武年间，几乎都是自耕农。而今大地主都是政治有关联的，而中小地主的却在迅速发展起来。
随着中小地主发展过程之中，有一个不在大明律之中的制度，只是在民间约定成俗的制度，也映入朱见濬的眼帘。
那就是永佃制度。
这一个制度，更是让土地情况更加难以确定，增加了朱见濬不知道多少工作量。
什么是永佃制度，那就是将土地的所有权与土地的使用权分离，地主不再从土地征收分成的租税，而是让佃户每年付固定的田租。
这样一来，地主就免于经营性风险。
毕竟种地遇见年景不好，赔本也是很正常的。如此一来，这个制度将风险转嫁给佃户了。
当然了，佃户并非没有得到好处。
佃户得到的好处就是稳定。
什么稳定？那就是地主不可以夺佃。
也就是说，地主不干预土地经营的任何事物。甚至不能夺回佃户租种的权力。
这就形成了一田二主的模式。
在北方因为田产的问题，这样的模式还没有出现，但是这是在江南，可以说是整个大明农业最发达，精耕细作最为兴旺的地方。
才会将这个制度普遍开来。
这个制度并非始于今日，其实在唐宋之间就已经有了。但是也是在明中叶，才扩散开来，到了晚明，全天下几乎都是这样的模式了。
一直到民国时期。
任何经济行为的扩散就是有利益驱使的。
没有好处的事情，没有人愿意做。
之所以这样在后世被批判的剥削模式，能够扩散全国，却是因为这种生产模式，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。
因为明中叶南方，几十年的太平人口滋生，形成了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，那就是地少人多。
地少人多的情况之下。想要高产，自然不能选择扩大耕种面积，只能选择另外一个模式那就是精耕细作。
但是精耕细作要花费的精力人力物力，是寻常耕种的好几倍。佃户自然不愿意再与地主分成地租。
而很多地主或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家，在改换门庭之后，就会不直接主持土地耕种了。
所以如果是分成的田租，对他们这些不经营土地的地主反而是麻烦，特别是很多书香门第来说。
说是耕读人家，但是有几个真的是耕了？
所以，这种定额的地租对他们也是方便。
但是对朝廷来说却未必方便了。
一田二主，但是朝廷黄册之上，却只能有一个名字。有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，想想就知道这上面要多事了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官田的问题。
甚至说官田是最开始用永佃制度的，原因很简单，朝廷文武百官哪里有精力关注土地收成，直接将官田的地租当做一种特殊的税种，加到官田之上，跟着赋税一起上缴衙门就行了。
这也就构成了江南官田重赋的原因。
官田都是好田地，甚至严禁买卖，但是还是有人卖，本来即便是卖，卖的也是永佃权。但是官府很少直接管理官田。
就让官田有了二地主，即他将永佃权卖给农民，从中间又抽了一成。
这也是永佃制度的问题所在。
在明代永佃制度大抵是一田二主，但是到了清代甚至有了一田三主，一田多主。
让地主的生产属性越发淡了，反而金融属性，也就是食利属性也就越发明显了。
这也是本朝为什么要土地改革的原因。
不清理这个阶层。农民的产出就会被一层层的剥削，最后国家收不上来税，农民不堪重负，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就无法改变。
当然，这是永佃制度走到末期的时候。
而今永佃制度正是初生之时，散发着勃勃的生机，特别是大明开国以来，一直鼓励开垦荒地。很多农民都自己开垦荒地，将土地的田底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给地主，自己保佑田皮，也就是土地的耕种权力。
之所以这样做，却是因为很多原因，比如说成本。
开荒是需要成本的，但是真正干活的百姓偏偏什么资本都没有。比如官面上的事情，毕竟有些时候，是不是荒地，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官面上说的人说。
能不能开垦也是要有人出面的。
这个制度，也极大的刺激了开荒。
最少朱见濬虽然感到麻烦之余，对这一个制度并不是多反感的。
就这样朱见濬每日就做不完的事情，即便有张懋等人分担一些，但依旧很忙，一边忙碌一边将江南的大致情况从文书之中看得七七八八了。
寇深自然也不会真将朱见濬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吏员。
在朱见濬埋头苦干一个多月之后，寇深派人去请朱见濬了。
朱见濬自然也是明白这一点，他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的。
寇深见朱见濬的时候，屏退左右，相互行礼，自然是以对待太子的礼节来招呼朱见濬，两人寒暄了几句，寇深看着书桌上已经被朱见濬整理过的文书，轻轻一笑说道：“太子的算术很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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